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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的认识中，所谓社会福利往往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来解决人们个人无法承担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养老、失业救济。但人们也常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是的，社会福利是政府基于对人们经济生活的普遍考虑加以理性干预来实现的。当然，福利的意义之所在就是替代人们做了经济生活的安排，这对一些相对的而言显然是有帮助的，究其实质即为人们的收入做了尽可能合乎规避风险的安排。

　　但是，真的能够实现基于假设的目的吗？弗里德曼也曾经指出政府并非唯一可以为人们提供社会福利的机构，私人也可以做到，而且多中心的设计可以避免政府因为此而加强对正常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只是人们拥有工作机会这样的收入来源才能支撑上述的各种假设，也就是说真正的社会福利其实应该反映在它为人们提供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使之不因身体状况、年龄、技能水平等因素而没有了获得体面生活的收入。

　　这自然让人们想到就业和失业。张五常认为失业是人们参进公司出现的，人们参进公司可以获得比个人更高的收益率，但是一旦合约变更这种关系不复存在，就会造成失业。比如工资不易下调而企业经营困难不得不裁员；或员工收入未达预期被迫辞职等。他认为若工资合约富有弹性则会减少失业，比如件工相比时间工资，低月薪高分红相比高月薪。

　　但是失业的成因也与时代变迁、员工年龄等必然因素有关，企业的转型与员工的职业选择变化也会引发失业，这与弗里德曼所说的自然失业不是一回事，因为经济型态变迁造成的失业只是暂时的现象，人们会重新选择参进公司实现比个人更高的生产率，此间失业率维持相对稳定。一些自愿失业或基于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下就业是多余的；或在于工资下降之后难以上升，但一般不将此类情形作为失业。

　　在就业方面，人们普遍认为通货膨胀率与就业率保持正相关的关系。货币收入远比实际收入更早发挥作用，此时商品和服务没有显著增加从而不能应和就业增加，货币收入增加自然推动价格上涨。但是通货膨胀率不会持久维持，这因应实际收入影响的显现，经过就业增加，商品和服务增加，人们的收入相对物价上涨、生活成本的上升实际上下降了。此时就业又成为问题，即通货膨胀率只是在一定局限内与就业率保持正相关的关系，譬如存在一条两者关系的倒U曲线，前段如此，后段就会变为负相关。

　　那么，诸如件工这种富有弹性的合约是否真正能够解决失业问题呢？而这种富有弹性的合约是否会使得人们的个人收益率与参进公司的收益率发生逆转呢？在这种合约的设计下，社会生产力能否维持经济的良性发展呢？日本持续25年经济低迷但失业率没有下降，一些人倡言日本需要改变劳工制度但不见进展，日本也失去了在信息时代走在前列的发展机会。因此，工资合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需要跟社会生产结合起来考虑，则时间工资保持的水准为公司转型提供了基础。

　　但是，公司转型则需要人们提升自身的技能才能拥有继续参进公司的机会。因此，与其在工资合约上左支右绌，不如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待问题。弗里德曼认为个人掌握获得福利的自主选择权是重要的，自由的体制显然让人们更加收益，那么，与其在最低工资、养老等问题上彳亍不前，不如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与企业联合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并以此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让人们获得更多可以支配的现金收入。